11世纪时的欧洲已经重新开始了对哲学的讨论。在巴黎、牛津、波洛尼亚以及其它中心地区已经有了颇具规模和不断发展的大学。中世纪的“经院学派”提出了成套的概念，对各种文字的意义及价值反复进行讨论，为即将到来的科学时代中澄清人们的思想做着必要的准备。以独有的天才傲然于世的是牛津方济各会的罗吉尔-培根（约1210-1293年），他是近代实验科学之父。在历史上，他的名气仅次于亚里士多德。
然而，罗吉尔-培根甚至批判亚里士多德本人，他批判他是因为当时的人们不敢大胆的面对现实，只是坐在屋里研读这位伟大作者的著作拙劣的拉丁文译本，这在当时是唯一能够得到的译本。他以一贯过激的风格写道：“如果我有机会，我会把亚里士多德的书统统烧掉。因为学习他的著作，只不过是浪费时间、产生谬误和增加无知而已。”假如亚里士多德重生，发现人们并没有像他们所崇拜的那样认真的阅读，恐怕也会发出同样的感慨。
撒拉逊世界不仅给基督教国家带来了哲学家和方士的刺激，还带来了造纸术。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纸使欧洲理性的复活成为可能。纸起源于中国，在中国，纸的使用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公元751年，中国人曾经袭击撒马尔罕的阿拉伯穆斯林，但是被击败。被他们俘虏的中国人中有几个擅长造纸的，阿拉伯人从他们那里学会了造纸术。
9世纪以来的阿拉伯纸质文件至今仍保存着。造纸术不是通过希腊，就是在基督教征服西班牙的过程中通过占有摩尔人的造纸作坊传入基督教国家的。但是在基督教统治下的西班牙，其造纸业被大大的破坏了。直到13世纪末，基督教欧洲才造出了上好的纸张。这之后意大利的造纸业开始领先世界。到了14世纪，造纸术才传到德国。直到14世纪末，纸张的丰富及其价格的低廉才使得书籍的印刷成为可能的商业领域。于是，印刷术的出现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了，因为印刷术是发明当中最容易理解的，从此，世界理性生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加丰富多彩的时代。知识不再是从一人的思想到另一个人的思想之间的涓涓细流，而是千万人思想参与其中的广阔的洪流。
《马可-波罗游记》的出版，对欧洲人的想象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个世纪后，在《马可-波罗游记》的读者中有一个热那亚的水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产生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计划向西绕地球航行到达中国。在塞维利亚至今还保存着哥伦布批注过的《马可-波罗游记》。这个热那亚人的思想之所以会转向这一方向，其原因有很多。
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被土耳其人占领之前，原是东西方世界之间的一个公平的商业贸易中心，热那亚人一直在那里自由经商。而热那亚人的劲敌拉丁系的威尼斯人是侵略希腊的土耳其人的同盟者和支持者，因此，当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占领后，开始对热那亚的贸易采取不友好的政策。其次，被人遗忘已久的“地圆说”渐渐地在人们的心中复活。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中国的想法正是一个相当明显的证据。这种想法得到了两件事情的支持：一是罗盘针的发明，人们在航行中不再依赖晴朗的夜晚，通过观察星象来决定方向；二是诺曼人、加泰罗尼亚人、热那亚人和葡萄牙人这时都已开始远渡大西洋，到达加那利群岛、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
哥伦布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航海业。1479年，葡萄人绕非洲到达印度；1515年，葡萄牙的船只到达爪哇；1519年，受雇于西班牙的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率领五艘船从塞维利亚向西航行，其中一艘名为维多利亚号的船于1522年返回塞维利亚，这是历史上环球航行的第一艘船。出发时船上有280人，只有31人生还，麦哲伦自己就在菲律宾群岛被杀害了。
印刷书籍的出现，完全被证实的球形世界的现实，新大陆，奇珍异兽，奇风异俗，在海上、空中、远航路途中的新发现，以及生活的物质资料，都在欧洲人的思想中突然出现。但是不管是在异教的罗马，还是在天主教的罗马的统治下，好奇和革新总是被宗教制度压抑和遏制。拉丁思想的统治，至此走向末路。从13世纪到16世纪，幸亏受到闪米特人以及蒙古人的刺激性影响和古希腊经典的重新发现，欧洲的雅利安人才得以摆脱拉丁传统，再次崛起，成为人类精神和物质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