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证据可以表明对牡丹的栽培和推崇是由北向南传播的。白居易《看恽家牡丹花戏赠李二十》有“香胜烧兰红胜霞，城中最数令公家。人人散后君须看，归到江南无此花”之句，说明牡丹在长安风行了一百多年后，至中唐时期在南方地区仍然十分罕见。
但此时南方人已经对牡丹心生向往，如张祜和白居易为同时期人，他的《京城寓怀》中就说自己不是为了考科举而进京，乃是“唯待春风看牡丹”。晚唐诗人李咸用《牡丹》云:“少见南人识，识来嗟复惊。始知春有色，不信尔无情。”晚唐张蠙《观江南牡丹》云:“北地花开南地风，寄根还与客心同。”这些诗也都说明在唐人的意识中牡丹是北方的花，对牡丹的喜爱是由北方兴起，而后才传入南方的。
因为牡丹娇弱，不适应南方的水土和气候条件，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移植到南方。清代汪灏等撰《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三十二中就说牡丹“性宜寒畏热，喜燥恶湿。得新土则根旺，栽向阳则性舒，阴晴相半谓之养花天，栽接剔治谓之弄花。最忌烈风炎日。”
居易《惜牡丹花二首》其二中也说牡丹一旦遭受风雨，便“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其他的如孙鲂《主人司空后亭牡丹》中“怕风惟怯夜，忧雨不经旬”和姚合《和王郎中召看牡丹》中“嫩畏人看损，鲜愁日炙融”也都写出牡丹花朵娇弱，惧怕风雨烈日。
而江南地区河网密布，多雨高温，而且土壤粘性重、排水差，这些自然条件都不适宜牡丹生长，徐凝《题开元寺牡丹》中就说:“此花南地知难种”，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牡丹都没有移植到南方。但随着唐代牡丹风尚的流行，南方人明知牡丹难养，必须给以精心呵护，也要执著于它。于是克服了那些不良的自然因素，终于使牡丹在南方栽植成功，并逐渐形成一定规模。关于南方牡丹记载较多的主要是浙江和四川。
早在南北朝时，浙江地区就已经有野生牡丹，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中就有“谢灵运言永嘉竹间水际多牡丹”的记载，永嘉今属浙江省温州市，这说明浙江地区相较于南方其他地区更适宜牡丹生长，这也是浙江能较早出现栽培牡丹的一个原因。
虽然浙江早就有野生牡丹，但是浙江的栽培牡丹却不是由当地野生牡丹直接培育而来的，而是由长安引种的。唐代范攄《云溪友议·钱塘论》云:“致仕尚书白舍人，初到钱塘，令访牡丹花。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此花栽，始植于庭，栏圈甚密，他处未之有也。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也”，说白居易刚到杭州任官时，只有开元寺有僧人惠澄不久前从京城移植到庭院中的牡丹，其他地方都没有。
这是南方出现栽培牡丹的首次记载。除此之外，张祜《杭州开元寺牡丹》和徐凝《题开元寺牡丹》也写了开元寺的牡丹。白居易与张祜、徐凝大约是同时期人，这些诗文正可以相互印证。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是穆宗长庆二年，文中称牡丹是近期移植来的，可推知杭州牡丹的引种，大约始于宪宗元和末年或穆宗长庆初年。
此外，罗隐有《虚白堂前牡丹相传云太傅手植在钱塘》诗一首，由李郢《宿杭州虚白堂》和白居易《虚白堂》知此诗中“虚白堂”位于杭州，并且罗隐诗中所说的“太傅”指的就是白居易。白居易素来喜欢养花，也曾移植过牡丹，这一点从他的《移牡丹栽》中就可以看出:“金钱买得牡丹栽，何处辞从别主来。红芳堪惜还堪恨，百处移将百处开。”所以杭州虚白堂的这株牡丹可能就是白居易由长安移植来的。
除了杭州，白居易《惜牡丹花二首》其二写的则是新昌(今属浙江省绍兴市)窦给事宅南亭的牡丹。徐黄有诗《尚书座上赋牡丹花得轻字韵其花自越中移植》，越州即今浙江省绍兴市。其另一首《依韵和尚书再赠牡丹花》中有“多著黄金何处买，轻桡挑过镜湖光”，镜湖在今浙江省绍兴城西南。这里既然可以向别处出售牡丹，就应该已经有相当的栽培数量，可见牡丹风尚在中唐时期已经传至浙江。
四川也是野生牡丹的原产地之一，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下》就记载了渝州、合州在开元、元和时贡牡丹皮。渝州、合州今均属重庆，这说明唐四川地区是野生药用牡丹的重要产区，也说明四川地区的自然环境较适合牡丹的生长。
四川地区专门用于观赏的栽培牡丹也是后来出现的。卓英英是益州(今四川成都)人，约唐宪宗元和时在世，其诗《游福感寺答少年》云:“牡丹未及开时节，况是秋风莫近前。留待来年二三月，一枝和露压神仙。”这里就提到益州福感寺的牡丹。
至唐末五代，牡丹风尚已在四川地区盛行。《茅亭客话》卷八《瑞牡丹》中也提到五代前蜀王氏从长安、洛阳、梁州、洋州移植牡丹到成都宣华苑中。而且前蜀徐延琼更是命人从秦州(今甘肃天水)不远三千里移植一株红牡丹到成都新宅里，可见其对牡丹的狂热程度之盛。
《茅亭客话》还记载了一个故事，说的是前蜀通政王宗裕与亲友设宴观赏初开牡丹时，因牡丹被一乐妓所折，就要将乐妓处死。多亏他的妻子劝说，才让乐妓幸免一死。为欣赏初开牡丹还要特意设宴，乐妓性命尚不如一朵牡丹，足见对牡丹的痴迷程度有多高。
《茅亭客话》还记载:“至孟氏，于宣华苑广加栽植，名之曰牡丹花。外有丽春，与黎州所有者小不同尔。”宋代张唐英《蜀梼杌》卷下载后蜀后主孟昶设宴赏牡丹:“三月，宴后苑，赏瑞牡丹。其花双开者十，黄者三，白者三，红白相间者四，从官皆赋诗。”
从《茅亭客话》和《蜀梼杌》的记载来看，后蜀宫苑中的牡丹己有较大栽培规模，而且品种优良，栽培技术应该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准。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也记载了孟蜀时，兵部尚书李昊舍不得丢弃凋谢的牡丹，经常将凋谢的牡丹和牛酥一起赠给朋友，让朋友一起煎食，可见有多么珍视牡丹。
除此，五代孙光宪《生查子》中写到锦江的牡丹:“清晓牡丹芳，红艳凝金蕊。乍占锦江春，永认笙歌地。”锦江在今四川，是崛江的一条分支。刘兼也有诗《再看光福寺牡丹》。刘兼约五代宋初前后在世，任荣州刺史。荣洲治所在今四川境内，光福寺指的应是四川沪山光福寺。可见迟至五代时在四川地区，追捧牡丹的热度仍然不减。
除了浙江和四川，牡丹也先后传播至南方其他地区，如湖南、湖北、江西、江苏等。韩琮《牡丹》中有“帘闭景阳妆”一句，韩琮在唐宣宗时任湖南观察使，“景阳妆”指的应是“景阳山”，即“茶山”，在湖南茶陵东部。可见宣宗时湖南已有牡丹栽培。
李咸用《远公亭牡丹》有:“庐山根脚含精灵，发妍吐秀丛君庭。湓江太守多闲情，栏朱绕绛留轻盈。”其中“远公”即东晋高僧慧远，他是释道安的弟子，在江西庐山东林寺传法。“湓江”即今江西省九江市龙开河。诗人李咸用约为懿宗咸通时人，由“远公”“庐山根脚”“湓江太守”的字句可推知咸通时江西己有牡丹栽培。
齐己也有《题南平后园牡丹》诗，齐己俗名胡德生，生于懿宗咸通年间，为唐末至五代的僧人。诗题中的“南平”也叫荆南、北楚，是十国之一，在今湖北。诗句描写的就是湖北的牡丹。宋朝僧人惠洪《冷斋夜话》卷一“李后主亡国偈”中则记有五代时南唐后主李煜宫中(即今江苏南京)广植牡丹，法眼禅师以牡丹作偈讽刺李煜即将亡国的事，即最晚迟至五代时，牡丹风尚己传至江苏地区。
综上，唐代的牡丹风尚是由北向南传播的。初唐时两京地区已经出现栽培牡丹，安史之乱以前北方地区就出现了牡丹风尚。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由北向南的流动，北方崇尚牡丹的风气传入南方，南方地区也出现了关于栽培牡丹的记载。之后从中晚唐直至五代时期，牡丹风尚在南北各地逐渐传播开来。
撰稿/李漠【读史品生活】